“十四五”以来，全球贸易在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等冲击下增速波动明显，但仍呈现出较强韧性。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果，贸易规模持续扩大、结构明显升级、伙伴不断拓展、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但同时，我国外贸进一步高质量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十五五”期间，须深入精心谋划、明确思路，进一步推动我国外贸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为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全球经济的复苏作出更大贡献。

　　（一）贸易增速放缓，占全球份额出现下滑。从出口规模看，2022年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增速连续放缓。疫情防控期间，我国是少数产业链供应链高效运转的国家。2021年，我国出口实现高速增长，但此后“红利”消退。受到前期积压订单的释放效应、海外需求环比进一步走弱、主要国家货币政策连续收紧及信贷紧缩效应滞后传导、同期高基数效应的拖累等各类因素影响，2021年以后，我国出口同比增速减缓，2021－2023年出口增速分别为19.5%、10.3%、0.6%。从进口规模看，2022年以来进口增长同样显著减缓，与出口呈现同步态势。2021年，我国进口增速达到21.1%，创下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快增速纪录。但2022年，进口增速大幅降至4.2%，2023年则进一步转为下降0.3%。从占比看，2022年以来我国出口额和进口额在全球的占比连续两年出现下降。2021年，我国出口和进口在全球的占比同步创下新高，分别为14.86%、11.86%。2022年，我国出口和进口所占份额同时下降至2020年以前的水平，分别为14.22%、10.53%。2023年，我国出口和进口份额继续小幅下降，分别降至14.21%、10.55%。

　　（二）贸易伙伴加速转移，贸易失衡进一步强化。当前，我国主要贸易伙伴正加速从美欧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发生转移。从出口看，168体育入口我国对东盟出口比重持续大幅提升，对非洲出口比重稳中有进，对日韩与中国台湾地区出口比重下滑明显，对美国、欧盟出口比重波动较大。近年来，我国对主要发达经济体出口增速全面回落，对欧盟、日本等的出口回落趋势最为明显。从进口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是中国大陆进口最主要来源地，但近年来其所占比重下滑趋势明显。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东盟和非洲成为我国进口主要驱动力。2023年，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达19.5万亿元，增长2.8%，占外贸总额的比重提升1.2个百分点，达到46.6%。

　　2019年以来，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应对来自美欧贸易失衡议题的压力上升。2023年，我国贸易顺差达到5.79万亿元，是2019年的1.99倍。从影响看，美欧对华逆差问题或成为争议焦点。欧洲方面，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欧之间贸易逆差迅速扩大，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两年内翻了一番，2022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近4000亿欧元，仅德国对华贸易逆差就达840亿欧元，较2021年翻倍有余。美国方面，贸易逆差始终是其高调实施单边贸易政策的主要借口，2022年美国对华逆差创下3829亿美元新纪录后加速调整贸易对策，2023年对华贸易逆差大幅收窄，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额同比下降了20%。

　　（三）出口结构持续升级难度加大，与美欧贸易摩擦风险增加。2012－2022年，我国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稳步下降，从23.4%降至18.8%；低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保持稳定，从11.4%增长至11.5%；中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明显扩大，从24.5%大幅增长至31.8%；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高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呈逐步下降趋势，从40.8%逐渐下降至37.9%。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表明，当前我国出口结构升级仍然主要是从低级向中级、中高级水平迈进，而高等技术产品出口扩张仍然任重道远。

　　“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是我国出口产品向中高水平升级的典型代表。2017－2023年，我国“新三样”出口大幅提升，出口总额从1327亿元增长至1.06万亿元，涨幅达到700%。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新三样”等在美欧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预计未来美欧将加速出台有关贸易限制措施。2023年10月，欧盟正式启动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欧委会妄称中国电动汽车获得“补贴”，之后又给中国电动汽车扣上“产能过剩”“影响国家安全”等大帽子。2024年4月，欧盟通过《外国补贴条例》，相继对我国光伏、风电企业展开反补贴调查。2024年以来，美国两院关于限制中国新能源制造的提案不断。2024年1月，美国国会新法案禁止国防部采购六家中企电池，涉及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业内龙头。

　　（四）高等技术产品仍较依赖进口，需降低“脱钩断链”不利影响。2012－2022年，我国高等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份额从62.6%扩大至67.4%，中等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份额从28.6%降至23.5%，低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进口份额基本未发生变化。结合出口结构变化趋势可以判断，我国在中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业链整合能力、自主供应能力、国际市场竞争力都有上升，因此进口份额下降、出口份额上升；但更重要的是，我国高科技产品研发创新和生产能力仍有不足，高等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份额上升、出口份额下降，虽然变动幅度并不剧烈，但这一趋势性现象表明我国对国际市场上高等技术产品的依赖正在强化。选取美国对我国集中打压的半导体领域进行分析发现，2017年以来，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进口额均在2021年达到峰值，此后连续两年明显下降。2023年进口额较2021年分别下降20.5%、19.0%；半导体制造设备进口也在2021年创下新高，2022年下降后2023年出现回升。

　　（五）服务贸易水平整体仍然有待提升。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水平较低，服务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不匹配、不协调困境，服务供给尚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服务需求。2009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始终处于逆差状态，且在2018年之前逆差规模呈现逐步扩大趋势。其中，2018年逆差规模创历史新高，达到2582亿美元，较2009年增长16.8倍。2020－2022年，受疫情防控带来的跨境旅行支出减少和运输收入增加影响，服务贸易逆差规模小有收窄。随着2023年全球各国疫情防控相继实现平稳转段，尤其是在各国竞相放开入境旅游市场的带动下，逆差再次呈现扩大态势。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字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表明，我国服务贸易限制程度不仅远高于OECD平均水平，而且高于巴西、南非、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此外，美欧在数字贸易规则中先行一步，其主张的数据跨境自由流动规则对我国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的理念形成一定冲击。美国将补贴、劳工标准、环境问题、竞争原则、政府采购等多个新议题带入服务贸易谈判，对我国形成挤压态势。

　　（一）以政策支持促进外贸主体发展。支持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增强企业跨国经营能力，推动形成一批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市场网络的本土跨国公司。充分运用贸易信贷、出口信用保险等政策工具，鼓励我国企业发挥自身产品优势，为东盟、中亚、西亚、俄罗斯、中东欧、非洲、拉美等国家和地区提供物美价廉的生产设备、中间件和消费品。进一步简化退税政策和流程，提升出口退税效率。积极鼓励我国企业前往重点合作国家和地区开展产品推广活动，提升我国企业产品在相关合作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加大和重点国家在认证经营者（AEO）互认方面的合作，便利我国优质外贸企业出口。搭建内外贸供需对接平台，畅通企业“出口转内销”的渠道，为企业打通国内外市场提供便利。

　　有效应对企业外迁。打造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着力协调与整合各部门和各系统间政务审批流程，进一步扩大数字化服务平台覆盖范围，从根本上降低企业的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鼓励外资企业在国内进行异地产业转移，尽可能延长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在华生产经营期限。大力推动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国内的异地转移，尽可能多地承接东部沿海地区外资企业搬迁转移，为东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发展空间，同时加速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加快完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提高铁路和公路网络覆盖程度，提高中西部地区资源和商品的物流流通效率，保障外资企业搬迁到中西部地区也能够便利地开展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

　　（二）以创新推动外贸动能加速转换。以科技创新推动产品结构升级。加大对高端芯片制造设备以及先进电子元器件等关键“卡脖子”环节基础研发的资金投入力度，率先在大规模产业化应用所面临的关键技术瓶颈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充分利用我国独特的新型制优势，积极为本土优质龙头企业开拓广阔市场空间。设立政府引导型基金，持续鼓励风险投资等各类风险资本进入相关领域，激励企业依托自身优势全力缩小技术代差。探索将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等政策支持广泛推广至相关行业与领域的所有零部件制造环节。同时，借鉴农机装备的成功经验，对一些关键零部件的采购实施补贴政策。

　　以模式创新促进外贸新业态和服务贸易发展。大力推广我国已取得显著成效的保税仓跨境电商模式等创新模式，协同推进跨境电商海关监管模式的持续创新。持续支持我国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和第三方支付企业，通过参股、并购及构建行业联盟等方式，不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进一步拓展我国电子支付体系在东盟成员国的应用范围，加速构建跨国统一的跨境电商支付平台。同时，加快服务贸易数字化发展进程，推动服务贸易模式实现转型升级。积极拓展远程医疗、互联网金融等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向全球市场提供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服务产品。着力提升服务贸易企业的创新发展能力，引导外资向新兴服务贸易行业倾斜，逐步培育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核心竞争优势。鼓励服务贸易企业积极开展国际标准和资质认证，不断提升承接国际服务业务的能力和水平。

　　（三）以优化布局开拓外贸新空间。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格局。强化东部沿海地区在科技创新、金融服务、高端制造等领域的优势，培育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进一步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提升中西部和东北开放水平，加大对交通、物流、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加强与东部沿海地区合作，通过产业转移、对口支援等方式实现优势互补。加强内陆与沿海地区、东部与西部地区合作，推动内陆口岸建设，发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优势，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拓展外贸发展空间。

　　发挥国内各类开放平台优势。提升各类平台对制造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制度体系，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最大限度发挥国家级经开区产业创新优势，全面提升国家级经开区对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支撑作用，打造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平台、培育壮大优势产业集群、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为中西部省份承接产业梯度转移提供必要平台支持。拓展综合保税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等“境内关外”类平台业务类型，构建“保税+”产业链，打造高水平双向开放平台。依托边（跨）境经济合作区，大力推进进口资源、农产品落地加工等产业发展，增强边（跨）境合作区作为境内外物流节点的联运、转运和集散能力。

　　（四）以制度型开放优化外贸环境。加快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推进和海合会、欧亚经济联盟等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东盟自贸区等FTA逐步升级，引导东盟各国逐步降低汽车、动力电池等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深化我国和东盟在新能源产业链上的合作。探索和欧盟等签署相关贸易协定，尽可能在规则层面破解欧美国家和地区在新能源领域的保护主义政策。抢抓RCEP协定生效机遇，用足用好市场开放承诺和规则，深度参与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重塑，扩大优势产品出口和优质商品进口，持续深化与以东盟为重点的RCEP区域合作，加快推进互联互通水平，逐步降低贸易成本和提升通关便利。更加有力地开展围绕规则制定的国际协调工作，通过议程设置、规则制定、理念沟通以及制度性理念传播等方式影响国际规则的设计，将自身的政策话语国际化、合法化，逐步提升对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影响力。

　　健全同国际经贸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将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作为推进国内改革的动力，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制度型深化改革，将数字贸易规则的构建与我国制度型开放紧密结合。提升劳工标准条款谈判的灵活性，将中欧投资协定劳工条款作为未来自贸协定的“模板”，并积极在国际上推广自贸协定的新型劳工规则。推动企业、协会积极参与国际规则重构谈判与沟通。加强对国际经贸新议题的深入研究，积极参与议题和规则制定，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制度性话语权。

　　《现代国企研究》杂志是由中央党校国务院国资委分校、全国党建研究会国有企业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指导，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主管、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人才研究中心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社科类期刊。2010年创刊以来，杂志秉持“启迪国企现代思维 领航国企特色实践”的宗旨，突出评论特色，围绕国企改革和国企党建两大主题，研究发展规律，解析制度精髓，探索实践途径，已成为服务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权威研究平台和主流舆论阵地。国内统一刊号：CN11-5992/F 全年定价420元